南冠北系:南唐覆亡真相

时间:2010-09-13 责任编辑:网站原创 点击:

  南唐覆亡真相引言

  

  南唐,建国于937年,亡于976年,历前主李、中主李、后主李煜三世,享国共39年。南唐辖土不过江淮,最盛时也仅有35州,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、江苏、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。这样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国,就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而已,太过平凡而普通,本来人们应该很容易就把它遗忘掉了。但因为和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南唐从此不朽。这个人就是李煜,一个谜一样的皇帝。

  

  李煜出生于农历七月初七,这一天恰是中国传统的“七夕节”,一个颇赋传奇色彩的东方式“情人节”。巧的是,李煜在人间度过42个春夏秋冬之后,又在同一天与世长辞。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迹,他聪颖过人,博通众艺,书法自创金错刀、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。画山水、墨竹、翎毛,皆清爽不俗,尤工墨竹,人谓“铁钩锁”。通晓音律,既自度《念家山曲破》、《振金铃曲破》等曲,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《霓裳羽衣曲》残谱。兼富于藏书,精于鉴赏。诗文俱佳,词则尤负盛名。凡是中国人,凡是识点字的,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: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道多少”等。

  

  无数人震惊于他的艺术才华之余,都有一个问题要问:这样颇具“才情”的聪明人怎么会守不住祖宗传下来的那点基业呢?难道真是诗人误国吗?

  

  创业艰难

  

  在探究南唐覆灭的真相时,我们需要把目光稍微放远点,才能把问题看得比较全面。

  

  我们先从南唐的立国者李煜的祖父李(888—943年)谈起。因为他在创立这个国家时留下了很多的负面东西,让他的子孙尝尽了苦头。

  

  五代十国是中国大一统过程中的一个插曲。鼎盛的唐朝经“安史之乱”打击后,一蹶不振,百病丛生。其内有宦官专政、朋党争权、藩镇割据,外有吐蕃、南诏、回纥侵扰。尤其是那些藩镇,拥兵自重,不受中央节制,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。藩镇一直尾大不掉,肃宗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无可奈何。至唐朝末年,黄巢义军席卷全国,最后攻破洛阳、长安,毁去了唐王朝的最后一点颜面。借机而起的朱温觉得唐王朝已无存在的必要,就废去了自己新立的一个小孩子唐哀帝,自己做了皇帝,定国号为“梁”,五代十国大动荡、大分裂的局面就这样开始了。

  

  北方地区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你争我夺,战火连绵,南方则有十个小国星罗棋布。南方诸国中,以吴国和南唐疆域最大,国力最强。南唐尤以立国时间久、保持稳定时间长而着称。南唐王朝的缔造者,就是自称唐宗室后裔的李。

  

  李是吴国的宰相徐温的养子,原名徐知诰。徐温死后,吴天祚三年(937年),徐知诰通过废长立幼,逼其禅让,夺取了皇位,改国号为大齐,改元升元。升元三年(939年),徐知诰宣称自己为唐玄宗的后代,就改国号为唐,史称南唐,自己也改名李。李是个很有作为的开国之君。江淮本来就是富庶之地,是唐王朝时最重要的财源,曾力撑唐王朝达百年之久。他即帝位后,实行“与民休息”的政策,减免赋税,均定田租,发展生产,奖励农民垦种,栽桑养蚕,发展经济作物和工商业,使江淮独在五代乱世中能“比年丰稔,兵食有余”。陶懋炳在《五代史略》中说:“南方诸国君主固无出其右者,中原的‘小康’之主后唐明宗也难望其项背,能胜过他的惟有后周世宗柴荣。”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,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,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,百姓早已困顿不堪,因此奉行“保土安民”的政策,与民休息,不谋求军事扩张,要求子孙不得更改。这种想法虽好,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,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。

  

  有一次,因为江淮连年丰收,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,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。李说:“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,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,能使百姓安定,我也就放心了,其他还要奢求什么?”还有一年,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,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,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,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。这时,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,一举灭掉吴越。李不但没有答应,说,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,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,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。一次,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。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、吴越和闽国,李却说:“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,发兵攻打,不仅师出无名,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。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,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。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,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,而且闽人不好治理,好作乱。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,而且也能轻易夺取。为什么呢?

  

  因为他不施仁政,枉法乱国。总之,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,昔日孟子还说过,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,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,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。”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,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,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、做个好人的心理,这样做,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。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,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实际上,在五代十国时期,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,时代呼唤统一,不壮大自己的实力,只有坐等被人吃掉。李不去消灭吴越,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。更可怕的是,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,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,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,南唐的“保土安民”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。

  

 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,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,延及朝野,崇佛蔚然成风。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,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,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,文益死后李封他为“大法眼禅师”。到后主李煜时,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。李煜普济众僧,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,就赠二金。僧人如果犯了法,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。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,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。金陵禅院里面,供养着包括日本、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,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。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,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,另一方面亲自上阵,给佛祖写了一封信,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、斋僧万员。《十国春秋》至此叹曰:“江南之亡,非文之罪,用浮屠之过。”可谓至语。

  

 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,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、离心离德。李在世的时候,中主李是长子,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,但李却并不喜欢他,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。不幸的是,李景迁后来死了,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。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,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,大臣拉帮结派;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。升元七年(943年),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,最不愿意做皇帝、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,竟然登上了帝位。